自杀前在死亡博客中贴出了丈夫和第三者的照片。

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22}(P.268)。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性中的几种属性之间的冲突。

{16}（P.32、5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功能，绝不仅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所特有的功能。{23}（上卷,P.280）他把人的理性与法律联系起来说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P.98)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理学所指的法律的起源，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和丰富的蕴意。西塞罗说：法律非基于人的意见之上，而是基于本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人的自然需要、人的精神指引下进行的，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那种在强制性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无疑是与社会相伴而生的。人的利益和需要的冲突，对于不同法律种类的产生有很直接的促进作用。亚洲开发银行将法律赋权界定为：作为一个过程，它主要通过教育和行动的结合来促进弱势群体运用法律以增强对自己生活控制的能力。

这必然会造成法律与社会的整体性危机。以此观之，当一些理性不及的、与民主相悖的因素渗透进法律以后必然使法律僭越了其固有的领地而成为过度规制的工具。[3]1974年，法国社会主义者RichadLenoir提出，社会排除（so-cialexclusion)指涉的是一群未被涵括在社会安全体系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

政治的排除、以及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排除。人们在法律的指引下，在社会生活中对少数人也产生了排斥的心理和行动。

从此，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一）社会排斥在立法和法律规制的情况下，社会排斥之所以会发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一，人们相信法律，或者说法律权威的至上性。（一）法律应当为何？—反思法律中的知识在上文中我曾提到：在实际生活中，法律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固有的紧张。第一个具体的知识是用于确定事实的社会科学，也可叫做裁判事实。

{15}116-120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需要在场。在这样一个文化维度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中，基于神秘性的文化的知识胜过了科学（医学）的知识，人们在规则形成过程中往往求诸于神秘性。在商事活动中，信任与否完全体现在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具体行动中，规则的形成依赖于对其行动的考察和评估。人类学民族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考察的样本，其中有一例琵琶鬼的案例特别具有典型意义。

{16}1-36对于我这里所探讨的信任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被贴上标签的人往往是少数群体，比如少数族裔、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者等。对少数不被信任的人的惩罚可能是被排斥、被拒绝，也有可能是被隔离、监禁，甚至被剥夺生命（比如对犯罪者判处死刑）。

在Somerville看来，排除有三个关键性的面向：积极的排除、合法地位。如果加之上边两个因素，人们发现法律权威足以具有威慑性、法律作出的指引会让我们免受不必要的灾祸的话，人们便会接受法律的指引的。

可以说，这些看法在有关艾滋病的科学研究中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可以说是人们对法律的无条件的遵从。如果把立法者和法官看作恐惧的当然看管人，似乎比道德对法律的入侵更为让人失望。然而，人类的活动并不可能都如商事活动一样直率和直接（虽然商事活动在某些方面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在以金钱和物质为标的的交易中，它至少并没有过多包含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积淀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在此部分中我具体论述了三个主要因素对立法和法律规制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神秘性、理性不及以及权力的型塑。然而，大多数理性人往往首先会在规避还是不规避之间做出一个权衡。

而由隔绝所生的和谐也就不那么使人信服了。在艾滋病法治立法个案中，后来的立法也证明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隔离、限制等措施的失宜和对艾滋病感染者人权的侵犯。

然而，种族主义真的就在法律里无影无踪了吗？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LesAnormaux)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不正常的人的谱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群体一般都会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中。

直到今天，这种使命在很多地方依然没有消失。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认为信任的缺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契约的公平和自由，因此需要从法律的角度对契约自由给与适当的规制。在发展问题上，解放支柱的过度科学化的确使解放陷落。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是社会的一个分系统。结果，该村的数十村民到曼村把这个琵琶鬼的房子毁坏，把这位老妇人打伤。

我认为这些因素带来的破坏性会更大，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法律赖以存在的科学性、理性和民主性。（三）信任弱者：法律赋权与自下而上的法律变革以上两点所指出的是法律应当为何和法律应当怎样的问题。

这是最初的定义，此后，社会排除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与贫穷有关的范畴，而更与社会瓦解有关。如果是，那么我们又应如何解放法律的这种过度规制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解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本文将表明：立法和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度不信任的出现将会对群体良性互动和社会和谐造成不利的影响。

解放相较于秩序、正义、权利以及自由等经典命题，在法学研究领域中对信任这一命题的关注并不多见。艾滋病防治立法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这是指当一个机构（或法院）对与本案中当事人有关的事实—当事人做了什么，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事件在何种背景下发生—进行认定时，这一机构（或法院）便是在执行裁判的功能，这些事实则可被称为裁判事实。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琵琶鬼应得的下场。法律赋权的引入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法律赋权可以使少数人运用法律澄清自己不被信任的真正原因，以真正知识的名义使立法者、裁判者重新发现法律。{17}虽然在众多的开发项目中，法律赋权最主要的使命是减贫，然而，当少数人的遭遇除了贫困外还包括社会排斥和歧视的话，法律赋权也应该成为一个消除歧视的重要武器。

第二，立法和法律规制将少数人界定为不被信任的人。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3-39页。

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第一种，在神秘性主导的社区习惯法中，被建构出来的是一种被认为会给人带来疾病的琵琶鬼。第三个因素反映的是在法律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具体行动的走向。

此法的颁布也说明了非世俗化因素与权力因素合力对国家法律的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法律永远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足的东西，它需要从社会科学领域充分吸收有利于裁判和立法的知识。